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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韬:眷言家国怀殷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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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】

  光明日报记者 苏雁 光明日报通讯员 刘诗吟

  谈及近代改良运动,人们总会最先想起康有为和梁启超。事实上,早于康梁、力主变法自强的王韬在当时颇具影响,他曾提出“富强即治国之本”,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,要求发展工商业和新式交通,主张改革封建科举制度,为戊戌变法做了舆论准备。只是当局“用其言而弃其人”,因此长久以来王韬并不为人们所熟知。

  2018-11-15,王韬出生于今天的苏州甪直。他一生经历坎坷、命运多蹇。青年时期科举不第、弱冠失恃,投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,被迫遁迹海外;壮年漫游欧洲、讲演访学,回到香港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。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第一批思想家、政论家、新闻工作者,王韬曾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坚持批判现实,提倡西学,为中国现代化贡献了毕生精力。

  个人的不幸、国家的耻辱、中西文化认同的困惑在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。这是一群已经离开传统堤岸又尚未找到彼岸依归的“畸零人”,王韬是其中不幸最多、忧愁最深的一位。蛰居上海时,王韬在英国新教伦敦会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,靠给洋人“卖文”为生,为乡党亲朋所不齿,几乎“无复有生人之乐”。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时,王韬也看到了当时中国的生存危机。他厌倦了烦琐的宗教经书翻译工作,可是对引介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浓厚兴趣又使他不忍离开书馆。他在《弢园老民自传》中写道:“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,遂住适馆授书焉。”这一时期,王韬相继翻译了《格致新学提纲》《光学图说》《重学浅说》《华英通商事略》《西国天学源流》,涉及物理、天文、商贸、工程等多个领域,为西学东渐做了大量实质工作。后来王韬将它们与《泰西著述考》一道编辑成册,名为《弢园西学辑存六种》。

  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折的激流中,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以笔为枪,向旧社会宣战,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座座丰碑。1874年,王韬在香港创办了《循环日报》,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,也是一份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变法自强的“喉舌报”。他在开张布告中写下“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,皆我华人操权,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”一段话,作为摆脱西人束缚、独立发表见解的宣言。兼通中西学、熔世界意识与爱国情感于一炉是《循环日报》的特色,王韬及其同仁一面传播西学新知,沟通内外信息,打破国人“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”的闭塞状态;一面阐述见解,引导舆论,大力推进富强和改革活动全面展开。《富强要策》(2018-11-15)、《论台湾实为中国重镇》(2018-11-15)、《论欧洲近事》(2018-11-15)等都是切中时弊、反映民情民心的论文,认为中国必须变法,兴办铁路、造船、纺织等实业以自强。

  王韬任主笔10年之久,在《循环日报》上发表政论800余篇,始终践行报纸“通上下、通内外、辅教化之不足”的三重功用。后来他在和友人谈及办报情形时说:“年来我亦持清议,眷言家国怀殷忧,论事往往撄众怒,世人欲杀狂奴囚。”借事生议,痛击黑暗,臧否人物,《循环日报》鞭辟现实之深致使顽固守旧之士如同芒刺在背。把办报的宗旨从盈利赚钱拓展到开通民智,把报纸的功能从提供新闻消息拓展到议事论政,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大革命。在王韬与同仁的努力下,这份“言别人所不敢言”的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,“凡有华人驻足处”均设有该报代销点,《循环日报》执中国报纸草创时期之牛耳,林语堂也把王韬比作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”。

  19世纪70年代,中国社会尚处在黑暗多于光明、保守多于革新、封闭多于开放的时期,知洋务、讲变通的敏锐之士仍属凤毛麟角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,王韬将重要媒介手段——报纸引入中国,宣告了中国思想家宣扬改革的近代方式的诞生。1875年,王韬发表了著名的《变法自强上》《变法自强中》《变法自强下》3篇政论,比郑观应《盛世危言》早18年,比康有为、梁启超维新变法早23年。自此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,从严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,到孙中山、章炳麟,无一不把倡导变革与办报联系起来。通过办报和翻译,王韬在近代史上扮演了思想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,无疑也具有革命者的先驱地位。

  1897年秋,王韬在上海病逝。100年后,他的故乡苏州甪直筹建了一座占地800平方米的王韬纪念馆。在这座典型的清式宅园中,王韬半身铜像突出展示在生平事迹陈列室中,另一侧是《循环日报》的复制品,厅柱上镌刻着康有为题赠给王韬的对联“结想在霄汉,即事高华嵩”。值此王韬诞辰190周年之际,他心怀家国、变法图强的光辉思想,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为国家富强继续奋斗。

责编:刘艳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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